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过马路形成的五种原因 你了解多少）

本文目录

• 中国式过马路形成的五种原因 你了解多少
• 什么叫中国式过马路
• 如何看待中国式过马路
• 什么是中国式过马路
• 法学角度分析中国式过马路及法律解决方法
• 中国式过马路行为分析 摆脱恶习需全民行动
• 中国式过马路的法律价值冲突及解决方法
• 中国式过马路是什么意思
• 运用法治思维谈谈你对“中国式过马路”的看法
• 谈谈对中国式过马路的看法

中国式过马路形成的五种原因 你了解多少

中国式过马路对民众的出行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并且严重降低人们的出行效率。看来很简单的红灯停、绿灯行规则，却在许多人失效。闯红灯的理由千奇百怪，有的说赶时间，有的说没注意红绿灯，有的说没事撞不着。我们具体来说说中国式过马路形成原因。中国式过马路形成原因1 路权分配不合理中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快速增长。在单纯考虑交通运行效率的情况下，在空间上，小汽车占据了交通干道的绝大部分，非机动车和行人不仅无权占用主干道，在辅路上也被挤压到最低限度。在时间上交叉路口设计片面追求长周期和增加车道数，而行人过街距离超长、道路中央缺少驻足空间、缺少行人保护设施、行人红灯时间超长等情况。2 交通信号灯红灯时长超出行人的忍受等待时间行人可忍受等待时间是体现行人过街心理的重要指标。在中国首部《城市道路人行过街设施规划与设计规范》中，规定交叉口信号控制行人过街可忍受等待时间不宜大于 80 秒。而中国多数城市一些交叉口红灯时间超出了80 秒。因此，交通信号灯设置不合理，行人过街将处于不可控局面，也会导致集体闯红灯等行为。3 人们的侥幸心理和从众心理“中国式”过马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众心理作祟，再加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使得违规过马路形成了“中国式”过马路的习惯。4 执法力度不够强硬在新加坡，行人第一次闯红灯，罚款 200 新元(约相当于人民币 1000 元)，此后再犯，最重可判半年到一年的监禁。而在美国各州，对乱穿马路者罚款 2 美元到 50 美元不等，处罚记录会记入个人信用记录中，终身不能抹去。那么我国大多数城市对闯红灯的行人处以警告或罚款仅仅 10 元或 50 元。如果我国执法力度强硬，也能给闯红灯行为带来威慑。5 右转弯车辆强行通过人行横道中国在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上偏向机动车，右转车辆可以强行通过人行横道，占用行人通行时间，导致行人与右转车辆频繁冲突，行人难以在信号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过街，于是被迫闯红灯或滞留在道路中央。中国式过马路问题必须要在观念上改变，交管部门应采取宣管结合、教育处罚两手抓的模式，通过严格规范执法、发挥交巡联勤效能、强化志愿者发动等措施继续加大行人及非机动车的管理整顿力度。

什么叫中国式过马路

中国式过马路，是网友对部分中国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一种调侃，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出现这种现象是大家受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响，从而不顾及交通安全。“中国式过马路”一经网络传播，立刻引发网友对交通、国民素质和安全的讨论。北京市公安局2012年12月6日宣布，从即日起至2013年3月份，将会同相关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发起交通、治安、环境三大秩序突出问题集中管理整治专项工作，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式过马路问题。事件由来可笑的中美过马路对比2012年10月10日傲游哈哈用户“中正平和”发表笑话：“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2012年10月11日，网友“这个绝对有意思”在微博发消息称：“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微博同时还配了一张行人过马路的照片，虽然从照片上看不到交通信号灯，但有好几位行人并没有走在斑马线上，而是走在旁边的机动车变道路标上，其中有推着婴儿车的老人，也有电动车、卖水果的三轮车。这条微博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鸣，一天内被近10万网友转发。网友纷纷跟帖“太形象了”、“同感”、“在济南就是这样”，还有网友惭愧地表示，自己也是“闯灯大军”中的一员。***隐藏网址***

如何看待中国式过马路

中国式过马路，是指在中国一些城市中，行人在没有红绿灯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情况下，随意穿越马路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全球范围内都比较普遍，但在中国尤为突出。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式过马路呢？1. 安全隐患：中国式过马路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隐患。由于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随意穿越马路，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高达数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行人违反交通规则造成的。2. 影响交通秩序：中国式过马路不仅对行人自身的安全构成威胁，还会影响道路交通秩序。行人随意穿越马路，会导致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甚至引发交通拥堵。3. 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中国式过马路也反映出一部分人的社会文明程度不高。遵守交通规则是每个公民的基本素质和责任，而中国式过马路则表现出一些人对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全的漠视。4. 法律法规的缺失：虽然中国有相关的交通法规规定行人不得随意穿越马路，但由于执法不严、处罚不力等原因，这些法规往往形同虚设。这也是中国式过马路现象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5. 教育和宣传的不足：对于中国式过马路现象，教育和宣传的力度还不够。许多人并不了解交通安全知识，也不知道如何正确过马路。因此，加强交通安全教育和宣传，提高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是解决中国式过马路问题的关键。综上所述，中国式过马路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加以解决。政府部门应加大对交通法规的宣传和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同时，加强对行人的交通安全教育，提高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此外，社会各界也应共同努力，营造尊重交通规则、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减少中国式过马路现象，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和道路交通秩序。

什么是中国式过马路

中国式过马路，是网友对部分中国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一种调侃，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

出现这种现象是大家受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影响，从而不顾及交通安全。“中国式过马路”一经网络传播，立刻引发网友对交通、国民素质和安全的讨论。

北京市公安局2012年12月6日宣布，从即日起至2013年3月份，将会同相关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发起交通、治安、环境三大秩序突出问题集中管理整治专项工作，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式过马路问题。现已被证明这其实是一种世界式过马路。

人们批评“中国式过马路”，其实并非完全是斥责中国人素质低下、缺乏规则意识，网友带有戏谑的调侃，更多是在指责公共管理不到位、社会公平缺失等方面存在问题。听到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才是健康积极的心态，言之凿凿、沾沾自喜称“美国式过马路不如我们”，这是五十步笑百步！

法学角度分析中国式过马路及法律解决方法

“中国式过马路”不仅涉及法学领域，还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光靠法律是不够，还需要建立多元化解决机制。通过“路权”的合理分配、责任的落实、常态化的执法，最终“中国式过马路”现象会得到缓解。一.从法学角度分析中国式过马路”(一)“路权”的公平分配按理说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各自都有自己的。路权”，任何一方都不能侵犯他方的交通空间。在道路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各方相互争夺、吞噬他方“路权”的情况比比皆是。行人不看红绿灯，不走斑马线，机动车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上横冲直撞;一些司机不遵守交通法规，做出闯红灯的疯狂行为，造成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都知道车的速度比人快，红绿灯给车通过的时间又大多是一两分钟，行人不仅要耐心等待，而且还得站在旁边吸灰尘和尾气;给人过路口的时间只有十二三秒，你得小跑步才得过去(年岁大的人是很难的)。研究表明，行人等待时间小于行人最大可忍受等待时间时，行人基本能够按照信号灯色通行;反之，行人强行穿越机动车流的行人比例很高。这是公共交通资源上，强势、弱势的分配不公，“中国式过马路”与红灯时长超过行人忍耐限度有密切关系。更深层涉及到的是“路权”分配问题。小小的等待时间背后折射出的道路交通规则未考虑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缺乏立法调查，也反映出在价值博弈中，法律偏向车辆，在法律科学性与入文性的主题下，这些交通规则既不符合科学，更缺乏人性关怀，让人“输”给了物。(二)规则意识的淡薄，“法不责众”观念浓厚我国法治观念和意识淡薄这种现象一直未得到有效改观。即便违法也心怀侥幸，大多数人相信：不守法律走遍天下，守法律寸步难行。很多法律本身就不是法律，是拥有话语权的人制定的。有着明显的缺陷和倾向性。有些法律则干脆就是个陷阱，目的就是挖个坑让人跳，执法就是执罚，甚至执法就是钓鱼。似乎法律在他们心中已经“死”了。“中国式过马路”这一现象也暴露出法不责众的问题，是民众对权力与法律之间的一种选择，即选择了寄希望于权力来解决问题而规避了法律。一方面交通管理部门在执法时，要考虑到执法成本的物质性的社会现实原因。另一方面，还受到了价值观念的影响。“法不责众”本质是民意与法律之间的冲突。社会冲突产生的原因有两大类：“一类是由物质性原因，即为了争取物质利益而发生的冲突;另一类是价值型原因或非物质性原因”。“法不责众”虽然可以暂时缓解社会矛盾，建立表面上的道路交通和谐，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不仅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而且它还有违“民意”，具有不合理性和不合法性。“法不责众”发生在适法、执法过程中，意味着既存的有效法律被束之高阁。(三)执法不严，“运动式”执法我国的《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七条明确规定：“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予以警告、200元以下罚款，交通警察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在现实中，对于行人违法闯红灯现象，交警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是“可以”，并没有说是“应当”。在交通安全形势不严峻的时候，即使行人闯红灯。只要不出现交通安全事故，交通管理部门放任自流。自从“中国式过马路”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之后，部分政府部门才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迫于上级和舆论的压力，各级政府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来规范“中国式过马路”。透过这些“行动”，足以佐证中国“运动式”执法现象的普遍性。依法治国要求法律成为国民的普遍信仰，而“运动式”执法却与依法治国的要求和基本精神相悖。更为严重的是“运动式”执法助长了执法的随意性和违法者的投机心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式过马路”现象得不到根治的原因之一。二.用法律手段解决“中国式过马路”现象(一)合理分配“路权”“路权”怎样分配还要依赖法律、法规加以规定。“路权”的合理分配对有效的解决“中国式过马路”问题将可以起到很大作用。要做到合理分配十分复杂，地区、路口的人口数和人流、车流量都不一样，如果硬性的制定法律去加以规定是不可行的。因此，在现行中国法律所允许的框架内，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或相应的政策是一条可行性方案。各地方应根据其具体的情况，因时、因地对“路权。加以合理分配。同时，在制定有关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或政策过程中，让广大的群众参与立法听证就显得十分必要。(二)”依法责众”和常态化执法“中国式过马路”关涉到的是执法成本和责任的落实问题。要想解决“中国式过马路”问题。“依法责众”和常态化执法是必然的要求，也符合法洽的要求。依法责众是构建法治社会的要求，法治应包含四个方面内容：法的普遍遵守、良法的实体价值、良法的程序价值和基本制度原则。“依法责众”表面上看起来有违民众意愿，加大了执法的成本，但是只有“依法责众”才能够使交通通畅，降低过马路的风险，使“中国式过马路”这一现象得以根治。“依法责众”具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但理论上的东西，还霈付诸实践。当然“依法责众”并不是说法不容情，只要出现了违法、违规行为就应受到惩罚。法也不外乎人情，责任的追究视情节的轻重，来决定是否追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的首要方式，柔性行政势在必行。其要求积极探索符合城市实际的运行机制和执法方式，变强制执法为刚柔相济，灵活采取柔性执法手段，为寻找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新机制，实现执法者与执法对象的和谐，达到良好的行政执法效果。三 结论出现中国式过马路后，行政机关执法中要“责众”，坚决杜绝“一阵风”执法，建立超常态化的执法机制。实现执法向常态化执法需要做几点努力：一是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应认真学习法律、法规，按规则办事，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在立法方面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规章，做到有法可依。三是要完善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四是在操作层面上，强化行政程序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中国式过马路行为分析 摆脱恶习需全民行动

过马路不仅能折射一个国家法律法规的健全程度，而且能折射出国家社会文化底蕴的浓厚程度，而“中国式过马路”的出现则揭示了中国人过马路时闯红灯现象严重的社会现实。通过对“中国式过马路”的行为分析，谈谈中国如何摆脱这一丑陋现状。一 中国式过马路行为分析1 行人素质“红灯停绿灯行”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交通规则，所以把“中国式过马路”的原因归结于中国的人口素质偏低，法律、安全意识淡薄不无道理。虽然近几年我国国民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但是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多，每个城市里都有一定比例的农民工，这些人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存在对交通法规认识不足的问题。我国社会整体道德素质在提高，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不顾交通法规铤而走险，给自己、社会和他人带来危害。就法律素质而言，整体来说我国公民法律意识不够，很多行人没有摆正心态，对于过马路的行为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把遵守交通规 则作为一种义务，导致“中国式过马路”的产生。2 心理因素许多人闯红灯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极低。而从众心理诱导大多数行人随大流，“中国式过马路”的人群不断壮大。闯红灯的行人认为违反交通法规的又不是个人，群众共同违章也会消除自身的内疚感、罪责感。3 对行人要求宽松，法律不完善我国城市化进程较快，公民的素质还没有得到相同比例的提高，交通管理部门对行人的要求也较为宽松。一直以来，我国都没有对行人制定专门的过马路的惩治标准，也没有针对“中国式过马路”制定统一的治理措施。宣传上，交通法规的宣传流于形式，宣传形式过于单一;惩治量上，1986年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过马路闯红灯者罚款五元，这一规定一直实施至今，但对行人基本上没有约束作用。4 交通压力私家车数量与日俱增，交通压力较大，尤其对于一些一线城市来说，堵车随处可见。在首都北京曾经一辆急救车因交通拥堵，车内病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遗憾丧生。在舆论的反思声中，社会车辆“不让道”领受了大部分指责，而“无道可让”，却是另一重无奈现实。5 红绿灯设计不合理很多人行道上的红绿灯时间设置不合理，没有考虑到人流量在增多、道路过宽、人的步伐频率问题，更没有考虑到道路日后的变迁问题。同济大学曾对中国人的忍耐限度做过调研，得出中国人最长忍耐时间为9 0 秒的结论，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闯红灯的倾向。而与国外的相关数据比较，我们发现我国行人忍耐限度则与其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外忍耐限度对比如图所示，德国、英国、美国的忍耐限度分别为6 0秒、4 5秒、40秒，与国外相比，中国的行人是耐心有余的，而信号灯的设置不合理才是更多的中国人选择闯红灯的重要原因。6 中国式路权分配，过分偏向机动车在机动车与行人冲突的背景下，中国往往将权力偏向机动车，而行人则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机动车右转不受到限制，肆意穿越人行道，给行人带来不便的同时也带来了安全隐患。同等背景下国外法律则更多的是更加维护行人的利益，保护行人的生命安全，如美国在人流量大时采用禁止机动车在红灯时右拐的方案，而德国则利用最小时间间隔的方法避免右拐的机动车与行人发生冲突。二 实施对策杜绝“中国式过马路”1 提高国民素质和安全意识从小对孩子加强交通法规常识的普及，为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观。成年人更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榜样，家长遵守交通规则并正确指导孩子。同时要加强宣传教育，将交通法规的基本内容、公民遵守交通法规的职责、我国交通事故带来的危害传递到群众中去，以宣传册、社区黑板报等形式落实到每一个居民区，让每一个人真正意义认识到遵守交通法规的重要性，并且做到遵守交通规则。2 加大惩罚力度我国的交通法规惩罚方式应当多样化，包括增加罚款费用、记录在案、情节严重者刑事拘留等，让大家把遵守交通的决心放在一定的高度。近日以来各地陆续出台了新的交通法规细则集中整治行人过马路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以东部发达城市为表率带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将严惩作为一种手段，坚持下去“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必将有所改善。3 调整交通信号灯红灯时间机动车红灯右拐的法规应该改变。各地区有关部门应该通过对本地交通路口市场调查获得相关可靠地数据，了解当地主要交通路口的人流量、高峰期、行人过马路的行走速度以及对于等待红灯的忍耐限度，以调查结果为依据，制定恰当的方案，合理的延长或缩短红灯的时间。4 加大文明执法，将规劝与严惩相结合交通信号灯应该设置自动提示系统，红灯提示行人等一等，绿灯提醒行人安全通行。对于不懂法的行人，交通警察应该耐心的讲解交通法规，规劝行人文明通行。对于规劝不听，任意闯红灯者，交警应该给予严厉的惩罚。5 调整交通压力过大的路段对于长期处于交通拥挤状态的路段，有关部门应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拓宽马路，提供更大的空间用于通行。同时也可以通过建设地下通道、天桥等其他交通设施分散人流量。三 结论“中国式过马路”是扰乱交通秩序、给交通安全带来威胁的行为，目前在各大城市治理工作已经陆续展开，也初见成效。但是，仅仅从加大惩罚力度方面入手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依据行人闯红灯的心理以及红绿灯设计、路权分配因素等制定全民行动的方案，只有多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改善闯红灯行为。

中国式过马路的法律价值冲突及解决方法

中国式过马路是一种很不文明的社会现象，除了要讨论国人素质外，更需要从法律制度的层面进行检讨。“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背后，存在多重法律价值与利益的冲突。反映作为道路通行的两类主要主体：行人和机动车之间的不同利益诉求。正是不同的利益诉求，造成了道路交通法律的价值冲突以及路权主体之间的法律利益冲突。冲突如何发生又如何解决?要从现行交通法律制度中寻找答案。一 “中国式过马路”的法律价值冲突(一)法律价值冲突的界定《牛津法律大辞典》对“价值”的定义是，“价值(Values)，可能对立法、政策适用和司法判决等行为产生影响的超法律因素。它们是一些观念或普遍原则，体现对事物之价值、可追求的理想性等进行的判断，它们可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有力地影响人们的判断。这些价值因素包括：国家安全，公民的自由，共同的或者公共的利益，财产权利的坚持，法律面前的平等、公平，道德标准的维护等”。法律价值多元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多元的价值之间可能产生内在的冲突与矛盾。比如法律追求的自由与秩序之间就会形成矛盾，自由更偏向个人权利，秩序则更强调对权利及行为的限制。自由强调的是主体个性的发挥，而秩序强调的是有序状态的建立和维持。又比如公平与效率，它也是一对可能存在矛盾的范畴。注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效率。在进行社会财富分配的时候，通常要强调平均分配，要对弱者倾斜保护，但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影响效率。如果完全由市场机制自发进行财富分配，效率的目的是达到了，但又会因为忽视弱者的利益牺牲了公平。法律价值之间常常存在冲突和两难的境地。(二)“中国式过马路”法律规范的价值冲突表现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6条明确规定，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按照该规定，行人信号灯为红灯时，行人将禁止通行。这意味着行人闯红灯即为违法，那么违法的后果是什么呢?该法第89条规定，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结合这两个规定看，行人闯红灯，依法理应受罚，似乎没有任何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在第44条规定了无交通信号灯和无交通标线时，机动车遇行人通行时应让其优先;第47条规定了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时的优先权。这两条规定从立法宗旨上来说主要是基于行人弱势的考虑，防止机动车强行通过撞伤路人。但是这样规定的后果无疑给予了行人一个道德上的正当性——作为行人我是弱势，如果我强行过马路，你机动车必须优先让我通过。在这样的一种暗示下，“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第44条和47条的规定，主要是出于保护行人的角度。行人在道路的使用上和机动车相比确实是弱势，机动车避让行人理所当然。但是在强调保护行人的同时，法律还要兼顾交通规则的实施，结果就是两种价值之间产生了一个内在的冲突——如果只强调交通规则优先，则行人不应闯红灯，机动车不必避让行人，那么意味着将置闯红灯行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如果只强调保护行人，那么行人可以大摇大摆闯红灯。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机动车遇行人强行穿过马路，是必须要避让行人的。若循此逻辑，交通规则将荡然无存。这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在保护交通弱势主体(行人)和严格执行交通规则二者之间进行制度安排时产生的法律价值悖论。二 “中国式过马路”的法律利益冲突(一)法律利益冲突的界定法律价值的冲突，其本质是法律主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关于利益冲突的成因，传统的观点有主体论和对象论。古希腊的思想家和中世纪的神学家推崇主体论，认为利益冲突的根源归之于人本身，它源于人的私欲的恶性膨胀和自私自利。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乔纳森·H.特纳在他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冲突理论强调不平等是冲突的根源。”从而明确地把冲突的根源归之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二)“中国式过马路”法律利益冲突的表现“中国式过马路”的法律利益冲突，反映为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在路权利益上的冲突。正如冲突理论家达伦多夫指出的那样，利益冲突的根源是制度本身的缺陷。目前我国交通道路通行制度的缺陷，恰恰是造成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道路通行利益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各地交通信号灯时间长短的调查中发现，国内行人通行灯的红灯时间设置普遍过长，有的地方甚至长达120秒，这已经大大超过行人可忍耐的等待时间。在不能忍受长时间等待的情况下，行人闯红灯现象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和红灯较长的时间设置相比，行人通行绿灯的时间往往又比较短促。对于行人而言，必须奔跑才能在有限时间里安全通过。绿灯时长过短，行人往往走到一半，指示灯就跳转为红灯，也会造成客观闯红灯的情况。另外，国内绝大多数的交通信号灯都没有对右转弯的车辆进行限制，右转的机动车可以不受交通信号灯的控制直接通行。如果此时行人交通信号灯为绿灯，行人可以依法通行，若遇上右转车辆，那么二者谁优先通过?这就产生了行人和右转车辆的通行矛盾。国内在设计交通信号灯制度的时候，明显更多的偏向了机动车一方而忽视了行人一方的利益。如此不合理的规则设计必然更容易导致行人被动违规。我国在交通路权利益的分配上，明显将更多的利益分配给了机动车一方，轻视了行人的利益，使路权利益分配失衡而导致行人集体闯红灯的“中国式过马路”现象产生。三 两种冲突的解决方法(一)法律价值冲突的解决面对法律价值冲突的时候，往往需要进行法律价值的选择。价值位阶原则是进行法律价值选择时常常用到的方法。按照价值位阶原则，不同位阶的法律价值发生冲突需要选择时，应当首先选择位阶高的价值，其次考虑次级位阶的价值。一般认为，人的生命或人性尊严具有更高的位阶，因而代表了最高的法律价值，正义、平等价值也高于秩序、安全、效率的价值。“中国式过马路”发生冲突的两种价值是行人的生命安全和交通秩序的有序性。按照价值位阶原则，生命的价值高于其他一切价值，行人的血肉之躯无法与机动车的钢铁之躯相抗衡。正因为如此，法律规定，只要是发生在道路上机动车撞伤行人的交通事故责任，机动车一方都要因其行为而担责。闯红灯的行人再怎么无理，再怎么无视红灯信号，机动车也必须避让，因为从价值位阶上说，行人的生命价值更为重要。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可以任由行人闯红灯。行人闯红灯的治理，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加以解决，比如强化法律的制裁。法律制裁能够对主体产生一种有效的内部激励，影响主体做出行为选择。作为一个经济理性人，个体都是趋利避害的。个人在做出某一行为的选择时，不仅仅要考虑行为后获得利益的多少，还要衡量因该行为受到法律制裁而付出的成本。如果行为人认为违法成本过高(高于所得利益)，那么他会放弃做出既定行为而选择守法。所以，要治理行人集体闯红灯的行为，强化法律制裁是一种很好的思路。在一定的处罚刺激下，行人会选择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而放弃闯红灯。行人闯红灯的普遍，一定程度上也和法律制裁的缺失有关。实践中对于“中国式过马路”，很少有被交警处罚的情形，少数被交警处理的闯红灯的行人也只是被采取了批评教育方式。因此，法律制裁的行为激励作用未能很好的发挥出来。对于“中国式过马路”，我们选择把行人的生命安全价值放在第一位，并不是说要弃交通秩序于不顾，任由行人违反交通规则。考虑适当加强对闯红灯行人的处罚，改变其行为激励，可以有效引导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正是通过制度上对法律制裁的强化，改变行人的行为预期，促使其自觉守法，在确保行人自身生命安全的同时，也保障了良好的交通秩序。通过具体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两种相冲突的法律价值确实有调和的可能性。(二)法律利益冲突的解决法律利益冲突的产生，其根源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即人的自私利己性，由于个体需求的差异，在追求各自不同利益的过程中便会产生利益冲突。客观方面来说，根源主要是两个：一是制度本身的缺陷;二是资源在主体之间分配的不平等。从客观方面说，制度的不完善是产生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所以要解决利益冲突，必须从完善制度着手。“中国式过马路”的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国内具体交通制度的设计过度倾向于机动车一方，路权通行利益更多的被分配给机动车一方。行人的利益与机动车的利益相比显著失衡，以至于行人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不惜逾越规则界线，与机动车争夺路权。所以，要解决“中国式过马路”中存在的制度问题，最主要的是重新分配行人和机动车之间的路权利益，给予行人更多的通行时间和空间。比如延长行人过马路的绿灯时间，减少红灯等待的时间。在人流密集的街道，增设人行横道线和交通信号灯。四 结论“中国式过马路”现象折射出两种不同价值和利益的冲突。行人和机动车同是路权利益的主体，但是由于制度的厚此薄彼，行人的道路通行权与机动车相比明显失衡，这是导致行人为争夺路权集体闯红灯的主要客观原因。通过完善现行的制度设计，可以最大可能的兼顾相冲突的两种法律价值，并通过利益的均衡分配，消除导致利益冲突的制度缺陷。

中国式过马路是什么意思

中国式过马路的危害是很多方面的，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交通秩序，危害生命健康权，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不尊重，严重影响国家形象，荣誉等。中国式过马路，是网友对部分中国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一种调侃，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出现这种现象是大家受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影响，从而不顾及交通安全。

如何安全过马路

城市人口的日益膨胀刺激了现代交通的发展。地下城、立交桥、高速公路、乡间公路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却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交通事故。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讲，当徒步或驱车横穿马路时，要特别注意安全。

1.首先，要遵守交通规则。徒步靠右行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这在交通壅塞的十字路口尤为必要。稍不当心就会发生事故。

2.其次，要集中注意力。应顾盼左右是否有相向急驶的高速车辆，判断能否在你穿过马路的时间范围内恰好驶近。决不要被周围鳞栉比次的高楼大厦和人工巧造的美丽景致吸引，更不能考虑其它与穿过马路无关的事。

3. 再次，看清路面是否平坦、整洁。有凹陷或凸出的障碍物应绕开避免摔跤，瓜皮果屑也应绕开以免滑倒。若在晚间，一旦摔跤应立即离开马路，最好不要长时间逗留。

4.家长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要经常提醒孩子穿过马路要当心。外出旅游参观横穿马路最好由家长带领，经常必须横穿的马路时刻都应小心翼翼。

运用法治思维谈谈你对“中国式过马路”的看法

中国式过马路由来已久，危害极大，且屡禁不止。我认为根本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心理。看到别人都闯红灯，不自觉的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和约束，再加上民众普遍存在的法不责众心理，很容易就形成了闯红灯的群体行为。二是交通法规意识淡薄。我国大部分民众对于交通道路安全法和闯红灯的危害性了解程度不够，这也是中国式过马路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源。三是交通设施设计缺陷。社会竞争十分激烈，时间成本十分珍贵。然而一个红灯动辄90秒，通行时间往往只有十几秒，周围又缺少天桥、行人地下通道等交通设施，这就很容易导致闯红灯的行为。四是监管缺失。虽然法律上明令禁止闯红灯过马路的行为，但是由于我国执法力量、执法成本的现实因素制约，往往对于闯红灯行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要想解决中国式过马路的难题，我认为应该加大媒体宣传和曝光的力度，创新宣传方式，充分利用官网、官微、短信推送等新型宣传途径，提高民众的守法意识和安全意识。科学设置交通设施，提高交通规划和管理水平，多建一些天桥、地下通道作为通行道路的补充。加大执法和监管力度，提高闯红灯行为的违法成本，同时招募交通引导志愿者队伍对行人进行引导、劝导。只有这样，中国式过马路的陋习才能根除。在现实生活中，我遇到这种行为会主动积极地进行去劝阻。最重要的是，我会以身示范遵守交通规则的良好习惯，向身边的人传导遵法守法的正能量，为宣传交通安全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谈谈对中国式过马路的看法

如何看待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过马路是指部分行人在有明确交通信号灯和交通标识的路口，只要有三人及以上就无视禁行提示，强行违章通行的一种现象，首先要说明的是这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应该坚决摒弃和纠正。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主要有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法治意识不强、安全意识淡薄和个人素养的缺失。二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从众陋习和法不责众的心态。三是相对于酒驾和车辆礼让行人，宣传教育不到位，处罚规则不明确，处罚力度不严格，让行人丧失了规则意识。以至于现实中个别行人违章被纠正时经常出现过激行为。四是部分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特别是中小型城市无信号灯路口较多，让许多行人养成了这种交通陋习。应对措施：一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可推行小红帽等志愿者进行交通引导和提醒监督）。二是明确处罚标准，加大处罚执行力度，让规则意识深入人心。三是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