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译文是什么？《商君书》立本原文及译文

本文目录

• 商君书译文是什么
• 《商君书》立本原文及译文
• 卫鞅商君书原文及翻译
• 《商君书》徕民原文及译文
• 《商君书》说民原文及译文
• 《商君书》君臣原文及译文
• 《商君书》修权原文及译文
• 《商君书》开塞原文及译文
• 《商君书》算地原文及译文
• 《商君书》定分原文及译文

商君书译文是什么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 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 ，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译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 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 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的习 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商君书》立本原文及译文

　　立本

　　作者：商鞅

　　凡用兵，胜有三等，若兵未起则错法，错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于境内，而后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势：一曰辅法而法行，二曰举必得而法立。故恃其众者谓之葺，恃其备饰者谓之巧，恃誉目者谓之诈。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强者必刚斗其意，斗则力尽，力尽则备，是故无敌于海内。治行则货积，货积则赏能重矣。赏壹则爵尊，爵尊则赏能利矣。

　　故曰：兵生于治而异，俗生于法而万转，过势本于心而饰于备势。三者有论。

　　故强可立也。是以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故曰：治强之道三，论其本也。

　　译文

　　凡是用兵作战，获胜的根本有三：军队还没有出征就推行法治;推行法治，使民众形成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的风气;风气形成了，那战争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工具便有了。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在国内具备了，然后军队才能出征。实现这三点有两个条件，一是君主辅助推行法治，法治才能实行，二是君主言行一定要合乎法度，法治才能确立。如果仗着自己人多势众，那就像用茅草盖房子，虽然多但不结实。依仗武器装备美观那叫浮华取巧，却不实用。仗着虚名那叫欺诈虚伪。这三个方面，君主依赖其中一条，那他的军队就一定被对方战胜。所以强大的国家一定要使他的军队具备勇敢顽强地战斗意志，有了斗志就能尽全力打仗，拼尽了全力打仗，军队就会有无穷的潜力，这样的军队才能无敌于天下。国家的政策法令实行了，财富就会积累起来，财富积累起来，那国这家的奖赏就能增加。奖赏专门发给有战功的人，君主颁发的爵位就尊贵，爵位尊贵，国家的奖赏就会产生有利的效果。所以说军队诞生于政治，而又因政策的不同而差异，风俗有法治的约束才能形成，而又随法治不断发生变化，取得胜利的优势在于民心，而又因武器的精良而增加。这三个方面清楚了国家就强大就可以确立了。因此，强大的国家一定社会安定，社会安定的国家一定强大;富裕国家一定能治理好，治理好的国家一定富裕;强大的国家一定富裕，富裕的国家一定强大。所以说社会安定强大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定要弄清它的根本。

卫鞅商君书原文及翻译

一、原文：卫鞅（1）亡魏入秦，孝公（2）以为相。封之于商（3），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4），公平无私，罚不讳（5）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6）。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于商君，辞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 （节选自《战国策·秦策》）【注】（1）卫鞅：即商鞅。（2）孝公：指秦孝公。（3） 商：古代地名。（4）至行:贯彻到底。（5）讳：避忌。（6）黥（qíng）劓（yì）其傅：指卫鞅因太子犯法，对其师傅处以黥劓的刑罚。黥、劓，皆为古代酷刑。二、翻译：卫鞅从魏国逃亡到秦国，秦孝公任命他为丞相，把商地分封给他，号称“商君”。商君治理秦国，法令贯彻执行，公正而没有偏私。惩罚违法者不避忌强宗大族，奖赏有功者不偏袒亲属近臣，法令的实施涉及太子，连太子的老师也要处以刻面割鼻的刑罚。法令施行一年之后，路上丢失的东西没有人去捡拾，老百姓不敢乱取非分的财物，国家的兵力大大加强，各诸侯因此畏惧秦国。孝公用商君推行法令治国十八年后，重病卧床不起，打算把王位传给商君，商君辞谢不受。孝公去世后，他的儿子秦惠王继位，执政不久，商君请求回到自己的封地。

《商君书》徕民原文及译文

　　徕民

　　作者：商鞅

　　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薮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

　　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地。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

　　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威而民苦也。臣窃以王吏之明为过见。此其所以弱不夺三晋民者，爱爵而重复也，其说曰：“三晋之所以弱者，其民务乐而复爵轻也。秦之所以强者，其民务苦而复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复，是释秦之所以强，而为三晋之所以弱也。此王吏重爵爱复之说也，而臣窃以为不然。夫所以为苦民而强兵者，将以攻敌而成所欲也。兵法曰：“敌弱而兵强。”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敌失其所守也。今三晋不胜秦，四世矣。自魏襄以来，野战不胜，守城必拔，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

　　今王发明惠：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竟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于律也，足以造作夫百万。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也，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且直言之谓也，不然，夫实圹什虚，也天宝，而百万事本，其所益多也，岂徒不失其所以攻乎?

　　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三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于外，竟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臣之所谓兵者，非谓悉兴尽起也，论竟内所能给军卒车骑，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而王何为爱爵而重复乎?

　　周军之胜，华军之胜，秦斩首而东之，东之无益亦明矣，而吏犹以为大功，为其损敌也，今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为粟，此反行两登之计也。且周军之胜、华军之胜、长平之胜，秦所亡民者几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几何?臣窃以为不可数矣。假使王之群臣，有能用之、费此之半、弱晋强秦、若三战之胜者，王必加大赏焉。今臣之所言，民无一日之繇，官无数钱之费，其弱晋强秦，有过三战之胜，而王犹以为不可，则臣愚不能知已。

　　齐人有东郭敞者，犹多愿，愿有万金。其徒请赒焉，不与，曰：“吾将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爱于无也，故不如以先与之有也。”

　　今晋有民，而秦爱其复，此爱非其有以失其有也，岂异东郭敞之爱非其有以亡其徒乎?且古有尧、舜，当时而见称;中世有汤、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万世之所称也，以为圣王也，然其道犹不能取用于后。今复之三世，而三晋之民可尽也。是非王贤立今时，而使后世为王用乎?然则非圣别说，而听圣人难也。

　　译文

　　有方圆百里的地方，假如山、丘陵占国土的十分之一，湖泊、沼泽占国土的十分之一，山谷河流占国土的十分之一，城镇道路占国土的十分之一，薄田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二，良田占国土的十分之四，可以用这些土地养活约五万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其中的山、丘陵、湖泊、沼泽、山谷河流可以供给各种原料，城镇道路足够它的民众居住，这就是先古帝王制定的划分土地的定律。

　　现在秦国土地有五个方圆一千里的地方，可是能种庄稼的田地还不能占到十分之二，井田数不到一百万，国中的湖泊、沼泽、山谷、溪流、大山、大河中的原材料、财宝又不能全部被利用，这就是人口与广阔的土地不相称啊。成秦相邻的国家是三家分晋后的韩、赵、魏三国;秦国想要用兵攻打的是韩、魏两国。这两个国家土地面积狭小，而人口众多，他们的房屋杂乱地交错在一起;其中经商之民向上不能填报自己的姓名，在下面又没有土地和住宅，却领带狡诈的职业经商、从事手工业来维持生活;人们在山北山南和湖泽的低洼处挖洞居住的超过半数。这些国家的土地不够供养它的民众生存，似还超过了秦国民众不够用来住满他的国土的程度。猜想民众的心情，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是田地和房屋，可是三晋也确实没有，秦的田地等有多余也是一定的。像这种情况韩、赵、魏三国的民众也不向西进入秦国，原因是秦的士阶层忧愁而民众辛苦。我个人认为大王的官吏虽然聪明，而见解却错误了。他们所以不去争取三晋的人民，是吝惜爵位和重视免租免役。他们说：“三晋所以弱的原因，是由于三晋人民追求快乐，朝廷又轻易准人免租免役，轻易给人爵位。秦国所以强的原因，是由于秦国人民甘愿劳苦，朝廷又不轻易准人免租免役，轻易给爵位。如果我们也多给人民爵位，延长免租免役的时间，就是放弃秦国所以强的原因，造成三晋所以弱的原因了。”这就是大王的官吏重视爵位、吝惜免租免役的说法。我个人认为这种话不对。我们所以叫人民吃苦来加强兵力，是为了攻打敌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兵法说：“敌国兵力弱了，我们兵力就强了。”这是说我们没有失掉进攻的条件，敌人就失掉自卫的条件。现在三晋战不胜秦国，已经四代了。自魏襄王以来，他们野战打不过秦国，守城必定被秦国攻下，大小战争，三晋割给秦国的土地及其它损失，是数不过来的。像这样，他们还不屈服，是因为秦国仅能取得他们的土地，而不能夺去他们的人民。

　　现在大王发布大的优惠政策，凡是各诸侯国来归附的人，立刻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赋税，不用参加作战。秦国四界之内，岭坡、土山、洼湿的土地，十年不收赋税，并把这些都写在法律中，足够招来上百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先时我说：“猜想民众的心情，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是田地和房屋，可是三晋也确实没有，秦的田地等有多余也是一定的。像这种情况韩、赵、魏三国的民众也不向西进入秦国，原因是秦的士阶层忧愁而民众辛苦。”现在赐给他们田地住宅，又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赋税，这就是给他们想要的，又不让他们干讨厌干的事。这样，秦以外六国的民众没有不向秦来的。况且这不只是说空话，实际也是这样的。因为从各国来的民众充实了荒芜的土地，开发了那里的天然宝物，使一百万人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所创造的好处很多，难道仅仅是不丧失进攻的力量吗?

　　秦国的担心的是发兵去讨伐敌国就会贫穷，安定下来务农敌人就得到休息。这就是大王所不能将两方面都办好的事。过去三代国君都打了胜仗，可天下诸侯国却不服气。现在用秦原有的民众对付敌国的军队，而让新招来的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军队虽然住在国外上百天，国境内也不会耽误一点农时，这就是富国强兵两方面都能成就的功效。我所说的用兵，不是要全部发动尽数使用，而是要调查清楚国境内所能供给军队的粮食和草料。天下诸侯国有不服从的，那大王用这些军队在春天包围他们的农田，夏天去吃他们贮藏的粮食，秋天夺取他们已经收割的粮食，冬天挖出他们藏好的粮食，用强大的武力动摇他们的国本，用宽厚的文德安抚他们的后代。大王如这么做，十年以内各诸侯国中会没有与秦国不一条心的吗?大王为什么还要吝啬爵位，舍不得免除役赋呢?

　　伊阙和华阳之战的胜利，秦国军队砍了很多人头后又向东进攻。向东边进攻没有什么好处也是很明白的，而大王手下的官吏认为能建立大功勋，原因是这样能损害敌国。现在我们用没有开垦过的荒地招来韩、赵、魏三国的民众，再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这样对敌人的破坏同战胜敌人带来的破坏有同样的效果，而秦国又获得韩、赵、魏三国民众种的粮食，这不是进攻和生产两个方面都能做出成就的妙计吗。况且秦国在伊阙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中损失了多少呀?秦国原有的民众和招来的民众因战争不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又有多少啊?我个人认为没有办法计算了。假如大王的臣子们当中，有人运用这些兵力，只使用这些兵力的一半来削弱韩、赵、魏三国的实力，使秦国强大，像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一样大王一定会增加赏赐。现在我所说的方法，是让民众不服一天的徭役，官府不浪费多少钱，可是它却能在削弱韩、赵、魏三国的实力，使秦国强大方面远胜过那三次战役，大王却认为不可行，我就真的愚昧到了不明白的程度了。

　　齐国有个叫东郭敞的人，理想远大，希望自己能拥有极多财富。他的徒弟请求他救济，他不给，说：“我打算用钱财争取获得一个爵位。”徒弟很愤怒，离开他到宋国去了。有人说谎：“这个人爱惜没有获得的东西，因此还不如将钱先送给他现有的徒弟。”现在韩、赵、魏三国有民众而秦国还吝惜免除他们的徭役和赋税，这也是爱惜他们没有的东西，反而失去已拥有的徒弟吗?上古的时候有尧舜，当时被人称颂;中古时候有商汤、周武王处在君主的位置上而当时的民众都信服。这四位帝王，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称赞，但他们治理国家的方法却不能被以后的统治者拿来使用。现在如免除三代的徭役的赋税，那么韩、赵、魏三国民众就能全被招来了。这招来三晋民众的事不是靠大王您的贤明地在现在确立，而让后世的人替大王采用吗?那么看来不是圣人的说法特别，而是听从圣人的教导很难啊!　

《商君书》说民原文及译文

　　说民

　　作者：商鞅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徵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

　　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国以难攻，起一取十，国以易攻，起十亡百。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民易为言，难为用。国法作民之所难，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国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难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罚重，爵尊;赏轻，刑威。爵尊，上爱民;刑威，民死上。故兴国行罚，则民利;用赏，则上重。法详，则刑繁;法繁，则刑省。民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则乱。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

　　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

　　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故刑多，则赏重;赏少，则刑重。民之有欲有恶也，欲有六淫，恶有四难。从六淫，国弱;行四难，兵强。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刑于九，则六淫止;赏出一，则四难行。六淫止，则国无奸;四难行，则兵无敌。

　　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强而用，重强。故能生力，能杀力，曰攻敌之国，必强。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后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故曰：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

　　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重轻，刑去。常官，则治。省刑，要保，赏不可倍也。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治明则同，治暗则异。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止则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不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

　　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译文

　　巧言善变，聪明有智谋，是民众违法乱纪的助手;儒家繁琐的礼节，使人涣散意志的音乐，是导致民众放荡淫佚的原因;仁慈是犯罪的根源;担保、举荐，是罪恶的庇护所。坏事有了帮助才能四处流行，放荡有了引导才能做起来，错误有了根源才能产生，罪过有了庇护的场所就无法制止。这八种东西结成群，民众就会不受政府法令的限制国家就会被削弱;政府的法令能压制住民众，兵力就会强大。所以，国家如果有这八种东西，国君就没有办法派遣民众去防守和打仗，国家一定会被削弱直到灭亡。国家没有这八种东西，国君就有办法役使民众去防守和打仗，国家就一定兴旺，直到称霸天下。

　　用所谓的善民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只爱他们的亲人;用所谓的奸民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会遵守国家的法制。民众结合起来就会互相掩盖过失，这就是所谓的善;使民众疏远分开，互相监督。这就是所谓的奸。表彰所谓的良民，民众的罪过就会被掩盖起来;任用所谓的奸民来治理，那么民众中的过错就会受到惩罚。民众的错误被掩盖，那么民众就会凌驾在法规之上;民众的罪过受到惩罚，那么国家的法规就能压住民众。民众凌驾在法规之上，国家就会混乱;法规限制住民众，国家的兵力就强大。所以说，用所谓的良民整理国家，国家就一定会乱，直到被削弱。用所谓的奸民治理国家，就一定能治理好国家，直到强大。

　　国家用难以获得的实力去攻打其他国家，用一分力量能取得十分效果;国家用容易得到的空谈去攻打其他国家，用一分力量会损失百倍的力量。国家喜欢实力，这叫用难以得到的东西去攻打别国。国家喜欢空谈，这叫用易于获得的东西去攻打别国。民众喜欢做空谈之事，国家就难以役使他们去从事农耕和作战，国家的法规督促民众作难以做到的事，战争中利用民众这些实力去攻打别国，动用一份力量能获得十倍的收获;国家的法规督促民去做容易做的事，战争中用民众所难具备的东西攻打别国，那么出十分的力量会损失百倍。

　　刑罚重了，爵位显得尊贵;赏罚少了，刑罚才更威严。爵位尊贵，这是郡主爱护民众;刑罚有威严，民众才能拼死为君主效命。所以强盛的国家使用刑罚，民众就能被君主役使;施用奖赏，那么君主就会受到尊重。法令周详，那么刑罚就会繁多;法令简明，那么刑罚就会减少。民众不服从管治国家就会混乱，混乱了又去治理它，就会更乱。所以治理国家要在社会安定的时候，那么才能治理好。在它混乱的时候去治理，就会更乱。民众的心情本来希望国家安定，他们做的事情却是国家混乱。所以使用刑罚，对民众犯的轻罪施行重的刑罚，那么轻微的犯罪就不会发生，严重的犯罪就不能出现了。这就叫国家安定的时候去治理。使用刑罚，犯重罪的重罚，犯轻罪的轻罚，那么轻微的犯罪不能制止，严重的犯罪就更无法制止了。这就叫在民众乱的时候去治理。所以轻罪重罚，那么刑罚能除掉而事情也能办成，国家就会强大;使用刑罚有重有轻，那么刑罚虽然用了，犯罪的事却仍然发生，国家就会被削弱。

　　民众打仗勇敢，那么国君就应该用民众想要的爵位来奖赏他们;民众胆小，那么就用他们讨厌的刑罚消除他们的胆怯。因此，对胆小的民众用刑罚出去胆怯，那么他们就会变得勇敢;对勇敢的民众使用奖赏，那么勇敢的民众就会拼死效力。胆小的民众变勇敢，勇敢的民众拼死效力。所向无敌的国家，一定能称霸天下。

　　民众贫穷，那么国家就弱，民众富裕，那么就放纵自己，民众放荡就会产生虱害，有了像虱子一样的危害，国家就会被削弱。所以对穷人用刑罚，迫使他们务农以增加收入，这样就会富足;对富裕的人用鼓励他们买官的办法，使他们减少财富，就会变穷。治理国家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贫穷的变富裕，富裕的变贫穷。贫困的变富裕，国家就会强大;富裕的变贫困，农民、官吏、商人这三种职业就不会有虱害产生。国家能长久强大，有没有虱子一样的危害产生，一定能称霸天下。

　　刑罚(实际上是指实行法治)能产生实力，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惠，恩惠从刑罚中产生。因此刑罚多了，那么奖赏就丰厚了;奖赏少了，那么刑罚就显得过分严厉了。民众有喜欢的也有讨厌的，民众所喜欢的事中有六种放荡的事情，他们讨厌四种难做的事。国家放任民众中这六种放荡的事，国家实力会被削弱;国家推行四种民众畏难的事，兵力就强大。所以能称霸天下的国家，刑罚就用在九个方面，奖赏却只从农战这一个方面出。刑罚用的面多，那么六种放荡的坏事就能制止;奖赏从农战这一个方面出，那么四种畏难的事就能推行。六种放荡的事情被制止，那么国家就没有奸邪，四种难做的事能推行，那么军队(在列国中)就没有敌手。

　　民众所想得到的东西很多，可是能获得爵位的途径只要农耕和作战一条路，民众想要得到的爵位不通过这条路，那么就无法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民众必须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那么力量就能集中，力量集中国家就会强大。国家力量集中又用来对外对外打仗，国家就会更加强大。因此，能够创造实力而又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攻打敌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堵塞谋求个人私利的门路，用来断绝民主的妄想。只打开奖励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这一条路，用来满足民众的需要。让民众一定先做他们所厌恶的，然后获得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所以国家的实力才能雄厚。实力雄厚却不使用，那么民众得到爵位的愿望就会落空了;民众谋求爵位的希望落空，那么民众就会产生私心;民众有了私心，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因此，能够创造实力，不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自己攻打自己国家，一定会被削弱。所以说：能够称霸天下的国家，不储存实力，民众家中也不囤积粮食。国家不储存实力，是为了调动民众的力量;民众的家中不存粮食，是国家要把粮食储藏在官仓中。

　　治理国家有几种情况：在民众的家中能决断是与非的国家，能称霸天下，由官吏来决断事情的国家就强大，由国君来决断事情的国家就弱。轻罪重罚，刑罚就能去掉。按法规来选用官吏，国家就能治理好。要减少刑罚，就要在民众中建立什伍制度，使民众互相监督，互相约束，对那些揭发犯罪者的奖赏不可失信。发现奸邪一定要告发它，那是由于民众的心中能判断是非。国君发布的命令民众明白应响应。器物在民众的家中作成，便能在官府中通行使用，那是因为事情在家中就能明确。所以成霸业的君主如何实行奖赏和刑罚在民众心中十分明白，就佝器物该是什么样在民众家中能明确一样。社会政治清明，那么民众就会心齐，社会正当黑暗，民众对问题就会产生异议。民众同君主的意见相同，国家的法令就能执行，民众同君主政见不同，国家的法令就不能实行。国家的法令就能执行，国家就能治理好。国家的法令就不能实行，国家就会混乱。国家能治理好，是因为民众在家中就能判断对错。国家混乱，那就要君主做决断。治理国家最可贵的是在民众中作出决断，所以十个村子以内做出决断的国家弱，在五个村子以内做出决断的国家强。事情在民众家就能决断地，官府的办事时间就会不足。因此说：在当夜把一天的事处理好的国家强大。政事必须由君主来决定的国家就会忙乱。所以说第二天才以能处理好政务的国家会削弱。因此，实行法治的国家，官吏处理政务不必听从君主，民众处理事务也不必听从官吏。

《商君书》君臣原文及译文

　　君臣

　　作者：商鞅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

　　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从令，而求君之尊也，虽尧、舜之知，不能以治。

　　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农不离廛者，足以养二亲，治军事。故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

　　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誉。故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臣闻：道民之门，在上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与。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民徒可以得利而为之者，上与之也。瞋目扼腕而语勇者得，垂衣裳而谈说者得，迟日旷久积劳私门者得——尊向三者，无功而皆可以得，民去农战而为之，或谈议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请之，或以勇争之。故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则国乱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释法制而任名誉也。

　　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译文

　　古时没有君臣上下的时候，人民纷乱无序。所以圣人划分贵贱，制定爵位，建立名号来区别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由于国土广阔，人民众多，物产丰富，所以分设五官来管理。人民中多就会产生奸邪之事，所以创立法制作为行为标准来限止奸邪产生。所以有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五官的分职、法律的限制，(行事)不能不慎重。处在君位而命令行不通，那就危险了;五官已经分职，却没有常规，那就乱套了;法度已经建立，而私惠风行，那么人民就不惧怕刑罚了。只有国君尊严，法令才能行通;官吏清明，政事才有常规;法度分明，人民才惧怕刑罚。法度不明，而要求人民服从法令，那是不可能的。民众不服从法令而希望国君的尊严，即使国君有尧舜那样的智慧，也不能统治。明君治理天下，遵照法度来处理政事，按照功劳行赏。凡是人民奋勇作战，不畏死亡的，是为了求得爵禄，明君治理国家，战士有斩得敌首、捉得俘虏的功劳，一定让他的爵位足以荣耀，俸禄足够食用。农民不离开乡村，足够奉养双亲、供给军需。因此士兵才肯殊死战斗，农民才不惰怠。

　　今天的国君却不是这样，他们抛开法度而以个人的智慧治国，舍弃功劳而以其人的声誉封赐。所以军士不肯作战而农民外迁。我听说疏导百姓的关键在于国君的倡导。农民，可以使他们务农作战，也可以使他们游走求官，还可以使他们致力学问。这些都在国君的赏赐(因何而行)。国君依照战功行赏，人民就奋勇作战;国君依照人民所读《诗》、《书》赐予爵禄，人民就致力学问。人民趋利而行，好比水向低处流一样，是没有选择的。人民可以获利而乐于作的事，取决于君主的赐予。凭瞪眼睛、撸胳膊而表现勇武的人获利，垂拱无为而只知高谈阔论的人得利，成年累月依附权贵的人得利。尊崇以上三种人，他们没有功劳而得到好处，那么，人民就要放弃农战而搞这些事情了，或者用空谈去求得爵禄，或者依附权贵而祈求好处，或者用悍勇去争得利益。所以从事农战的人民日益减少，而游荡吃闲饭的人越来越多。那样，就会国家混乱，国土割削，兵力弱而国君地位卑微。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国君抛开法度，而相信虚名。

　　所以，明主重视法度，不合法度的言论不听，不合法度的行为不推崇，不合法度的事情不做。言论合乎法制，就听从;行为合乎法度，就推崇;事情合乎法度，就做。所以国家政治清明，国土扩大，兵力强大，国君地位提高。这就是政治清明的最高境界。做国君的不能不加以明辨呀。

《商君书》修权原文及译文

　　修权

　　作者：商鞅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死。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故明主任法。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

　　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不以爵禄便近亲，则劳臣不怨;不以刑罚隐疏远，则下亲上。故授官予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

　　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

　　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谚曰：“蠹众而木析，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

　　译文

　　国家的安定有三个因素：一是法度，二是信用，三是权力。法度是君臣共同执掌的;信用是君臣共同树立的;权力是君主独自控制的。君主失去掌握的权力则国家会陷入危机，君臣抛弃法度只顾私利国家必然混乱。所以确立法度明确公私的界线，并且不因为私利而损害法度，则国家会安定。君主独掌权力控制人民就树立了威信。人民相信君主的赏赐事业就会办成，相信君主的惩罚犯罪就不会发生。只有贤明的君主才珍惜权力看重信用，不会因为私利而损害法度。所以君主许下很多施予恩惠的空话而不能实现，臣下就不会愿意效力;屡次颁布严厉的法令而从不执行，民众就会轻视死刑。所有的奖赏都是文治，而惩罚是武治，赏罚是法度的纲要，所以贤明的君主是看重法制的。贤明的君主不被蒙蔽叫贤明，不被欺骗叫明察。所以重赏之下树立了信用，而重罚也是必然的。(重赏)不忘关系疏远的人，(重罚)不回避关系亲近的人。这样臣子就不会蒙蔽君主，百姓就不会欺骗统治者。

　　世上的统治者大多数都抛弃了法度而任由私人意见来统治国家，这是国家为什么混乱的原因。先王制定秤砣和秤杆,确立尺寸的标准，作为标准沿用至今，是因为制定的各种量制的界限明了。如果抛弃了权衡而判断轻重，废除尺寸而估计长短，即使估计的很准，商人也不会用这种办法，因为这样的结果不是完全肯定的。所以法度也是治国的权衡。违背法度而靠个人意见，都是不知类推事理的。不用法度就可断定人是智慧还是愚笨，贤明还是无能的就只有尧了，但世上不是人人都是尧。所以先王知道不可以任由私议和称誉个人来治理国家，必须规定法律明确标准，符合法律的就奖励他，危害国家的就要惩罚。赏罚的法度不失标准，民众就不会有争议。(如果)不按功劳来授予官爵，忠臣就不会尽力办事;不按军功行赏赋禄，战士就不会打仗。大臣侍奉君主，多数投君主所好。君主好法度大臣就以法律奉君，君主爱听好话大臣就以谗言奉君。君主好法度身边就会聚集正直之士，君主好谗言身边就都是奸臣。

　　公私界限分明，平庸的人就不会忌妒有才干的人，无能的也不会忌妒功臣。所以尧舜统治天下，不是从天下获取私利，是为天下而治理天下;选择能人而传位给他，不是疏远亲生儿子而亲近无血缘关系的人，而是明白治理国家的道理。所以三王靠仁义得天下，五霸靠法律控制诸侯，都不是从天下掠取私利的，而是为天下治理天下。所以有功名的君主，天下的人都满意他的统治，没有谁能动摇他的统治。如今乱世的君臣都渺小得只重一国的利益和掌管自己官府的权力，这也是国家陷于危机的原因。所以是否公私分明是国家存亡的根本。

　　废除法度喜欢私议，那么奸臣就会买官来求得俸禄，一般官吏就会隐瞒民情而鱼肉百姓，这就是人民的蠹虫。谚语说：“蛀虫多了，而树会折断，缝隙大了，而墙会坏。”如果大臣争相谋取私利而不顾及百姓，那民众就会远离君主，这是国家是“缝隙”。国家常设官吏隐瞒下情，侵犯民众的利益，这就是民众的“蛀虫”。而国家有了“蛀虫”、“缝隙”而不灭亡的，天下少有。所以贤明的君主确定法律摒去私利，国家就不会有“蛀虫”、“缝隙”了。　

《商君书》开塞原文及译文

　　开塞

　　作者：商鞅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道有绳。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则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

　　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

　　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何以知其然也?

　　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古者，民藂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

　　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译文

　　开天辟地之后人类诞生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处世的原则是爱自己的亲人，喜欢私利。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区别亲疏，喜欢谋求私利，就会心存邪恶。人多，又都区别亲疏，心存邪恶为自己，那人类就会混乱。这个时期民众都尽力制服对方来竭力争夺财物，这样就发生的争斗。发生了争斗又没有一个正确的准则来解决，那人们就没有办法过正常生活。所以有道德的贤人确立了不偏不倚的正确标准，主张无私，因此人们喜欢仁爱这一准则。此时只爱自己亲人的狭隘思想被废除了，崇尚有才德之人的思想被确立了。凡是讲仁爱的人，都把爱护、方便别人当作自己的事务，而贤德的人把推举贤人当作自己的处世原则。人口众多，而没有制度，长期把推举贤人作为治理准则，就会发生混乱。所以，圣人顺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形势，制定了关于土地、财货、男女等的归属权。名分确定了而没有制度不行，因此设立了法令;法令确立了而没有人来管理也不可，因此又设立了官职;官吏有了而没有人统一领导不行，所以设立了君主。君主确立了崇尚贤德的思想就废除了，而尊重显贵的思想又树立了起来。如此看来，远古时代人们爱自己的亲人而喜欢私利，中古时代人们推崇贤人而喜欢仁爱，近世人们的思想是推崇权贵而尊重官吏。崇尚贤德的人，所遵循的原则是推举贤人，可是设立了君主的地位，使崇尚贤人的准则没有用了。亲近亲人，是以自私自利为原则，而奉行不偏不倚的公正之道，使自私自利行不通了。这三个不同时代，不是做的事互相违背，而是人们原来遵循的规则有问题，所以人们原来重视的东西更改了，这是因为社会形势变了，而人们所要施行的标准也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统治天下的原则是有规律的。

　　君主统治天下的标准是一个方面，而大臣辅助君主治理天下的标准又是一个方面，他们所奉行的的原则不同，而他们所遵行的准则却只有一个。所以说民众愚笨，那么智慧就能称王天下;世上的人聪明，那么雄厚的实力就可称王天下。民众愚笨就会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世上的人聪慧，就智七有余有实力不足。人的本性：不懂就要学，力量用尽了就会服输。所以神农教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而称王天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实力而征服了诸侯，这是屈服他的实力。民众愚笨，心中没有知识，就要向别人请教;贡人聪明，可是当用尽力量时就会屈服。所以靠智慧称王天下的就会抛弃刑罚，用实力来征服诸侯的人就不用德政教化民众。

　　圣人不效法古代，也不局限于现状。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局限于现状就会阻碍社会民发展。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舜时代。三代统治方式不同，却都能够称王天下。所以建立王业有一定原则，而守住王业的办法却不相同。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夺取政权，却又顺从君主的原则来治理国家，用武力夺取天下，又崇尚谦让的仁德思想;周武王夺取天下靠的是暴力，守业靠的却是礼制。现在强国致力于用武力兼并别国，弱国所做的事是尽力防守，从远古来说赶不上虞、夏两个时代，而近古时代不遵循商汤、周武王的治国原则。像商汤、周武王那样统一天的方法补被抛弃了，所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打仗的，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防守的。商汤、周武王统一天下的方法已经被塞堵很久了，可现在的君主没有谁能开启这些方法，因此，没有出现第四个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朝代。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听进去我的这番话，今天我愿意用实际效果来说明这个道理。

　　古代的民众淳朴又宽厚，现在的民众乖巧而虚伪。所以在古代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用道德教化民众放在首位;现在治理国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法治放在前面而使用刑罚。这个古今不同的治理方法世俗之人是不能理解的。现在社会上所说的不义，就是要确定民众所讨厌的，废除民众的所喜欢的。现在二者名实皆不同，不可以不弄明白。确立民众所喜欢的，那么民众就会被他们所讨厌的东西伤害;确立民众所讨厌的，那民众就会享受他所喜欢的东西。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人忧虑就思考，思考了做事就能合乎法度;人快乐就放荡，放荡了就会产生喜欢安逸的懒惰思想。因此用刑罚治理民众就会畏惧，就不会有邪恶的事发生，没有邪恶的事发生，民众就可以享受他们的快乐了。用道义来教化就会放纵自己，民众放纵自己就会作乱，民众作乱就会被民众所讨厌的东西伤害。我所说的刑罚，就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现在所说的义是暴乱的原因。治理民众的人，如果用他们所讨厌的东西去治理，最终民众一定能得到他们的喜欢的;如果用他们所喜欢的来治理，民众一定受害于他们讨厌的东西。

　　政治修明的国家，刑罚多而赏赐少。政治混乱的国家，赏赐多而刑罚少。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家，刑罚有九分，赏赐有一分。削弱的国家，赏赐有九分，刑罚有一分。人的罪过有厚有薄，所以朝廷的刑罚有重有轻;人的善行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赏赐有多有少。这两项是世人常用的法则。但是刑罚加在人民已经犯了罪的时候，奸邪就不会断绝。赏赐用在人民所认为“义”的上面，那么犯罪的事就不能去掉。刑罚不能除去奸邪，赏赐不能遏止罪过，国家必乱。因此，成就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人民将要犯罪的时候，所以大的奸邪才不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犯罪方面，所以小的罪过也不致漏网，治理人民能够使大的奸邪不产生，使小的罪过不漏网，国家就治理好了。国家治，就必定强。一国这样做，他的国家就可以单独治安。两国这样做，战争就可以稍微停止。天下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认为杀戮、刑罚能够归于道德，而“义”反倒合于残暴。

　　古代人们聚集在一起群居，秩序混乱，所以要求有首领。如此看来，天下的人之所以愿意有首领，是为了追求天下安定。现在有君主而没有法规，它的危害程度与没有君主相同;有了法规而不能制止混乱和没有法规相同。天下的人都不希望没有国君，却又喜欢超越他的法律约束，那么天下的人就都会感到不明白。对天下民众来说没有比国家安全的益处大的事，而治理国家没有比确立君主的统治地位大的事。确立君主的原则没有比施行法治的意义大的;实施法治的任务，没有比除掉邪恶急需的了;去掉邪恶的根本没有比严厉刑罚更厉害的了。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用刑罚归劝民众;追究民众的过错，不理会民众的善举，用刑罚除掉刑罚。

《商君书》算地原文及译文

　　算地

　　作者：商鞅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

　　开，则行倍。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夫弃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务过也，而上下事之，故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

　　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薮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溪谷足以供其利，薮泽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

　　今世主有地方数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实仓，而兵为邻敌，臣故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用兵之道，务在壹赏。私利塞于外，则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私赏禁于下，则民力抟于敌;抟于敌，则胜。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罚而易苦。易苦则地力尽，乐用则兵力尽。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也，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故万乘失数而不危、臣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臣欲尽其事而不立术，故国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故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今则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务者，皆非国之急也。身有尧、舜之行，而功不及汤、武之略者，此执柄之罪也。臣请语其过。夫治国舍势而任说说，则身剽而功寡。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臣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效汤、武之时，而行神农之事，以随世禁。故千乘惑乱，此其所加务者过也。

　　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明君慎观三者，则国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国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故圣人之为国也，民资藏于地，而偏托危于外。资藏于地则朴，托危于外则惑。民入则朴，出则惑，故其农勉而战戢也。民之农勉则资重，战戢则邻危。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此臣之所谓过也。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故其国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此亡国之兆也。

　　刑人复漏，则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则徼幸于民、上;徼于民、上以利。求显荣之门不一，则君子事势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烦。君子不设其令，则罚行。刑烦而罚行者，国多奸，则富者不能守其财，而贫者不能事其业，田荒而国贫。田荒，则民诈生;国贫，则上匮赏。故圣人之为治也，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任。刑人有列，则君子下其位;衣锦食肉，则小人冀其利。

　　君子下其位，则羞功;小人冀其利，则伐奸。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劝功也。今国立爵而民羞之，设刑而民乐之，此盖法术之患也。

　　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

　　译文

　　作者：佚名

　　一般国君犯的弊病是，用兵作战时不衡量自己的兵力和能力，开垦荒地时不计算好土地。因此有的地方狭小而人口众多，人口的数量超过了国家所拥有的土地;有的土地宽广而人口少，土地面积超过人口数量。人口数量超过国家拥有的土地，就一定要开辟疆土;土地面积超过人口，就要想办法招来人口开荒。要开辟疆土，就要成倍地扩大军队的数量。可是人口超过了国家占有的土地，那么国家取得的功绩就少而且兵力不足;土地面积超过人口数量，那么国家的山林，湖泽、财力、物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放弃自然资源，任民众放荡，游手好闲，这是君主在事业上的过失，可是现在从君主到臣民都这么做，因此，人口虽多而军队的实力却很弱，土地虽广而国家的实力却很少。

　　过去君主统治国家使用土地的比例是：山、森林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水少而草木繁茂的湖泊沼泽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山谷、河流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城市、道路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四，这是前代帝王的正确规定。所以治理国家给民众分配耕地使人数少于耕地数。每个农民分得五百亩，国家得到的税收不足以养活一个士兵，这是因为土地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任务。土地方圆百里，派出兵士一万人，人数少于土地数。最好的办法是，让国家可耕种的土地足以养活那里的民众，山地、森林、湖泊、沼泽、山谷足够供应民众各种生活资料，湖泊、沼泽的堤坝足够积蓄水源。因此，军队出征作战，粮食的供应充足而财力有余;军队休息时，民众都从事农耕，而积存经常富足，这就叫利用土地备战的规则。

　　现在君主拥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而粮食还不够用来准备打仗，装满粮仓，可军队却与邻国为敌，所以我为君主担忧这件事。土地广大却不去开垦，同没有土地相同，关键在于开垦荒地;用兵的办法关键在于实行统一的奖赏。堵塞民众从耕战之外获得私利的途径，那么民众就一定会归属到农耕上;民众归属到农业上，就一定淳朴。民众淳朴，就一定害怕法令。禁止臣子在下面私自搞奖赏。那么民众的力量就会凝聚在对敌国打仗上，如此就定能获胜。根据什么知道会这样呢?那就是人之常情。民众朴实，就会造就勤劳的品质而不吝惜自己的力气，人贫穷了就会产生智谋而衡量个人得失。肯奉献自己的力气就会徇死效力，名和利便一齐得到了。

　　人天生的本性，饿了就要寻找食物，劳累了就寻求安逸，痛苦了就寻找欢乐，屈辱了就追求荣耀，这是人之常情。人追求个人私利时，就会违背礼制的规定;追求名誉时就会丧失人性的特征。根据什么说他们这样呢?现在盗贼向上违反了君主的禁令，而在下面丢失了臣子的礼仪，因此他们的名声受到耻辱而生命有危险，他们仍然不想停止，这是因为利益关系。那些古代的士人，穿的衣服不能温暖皮肤，吃的不能填饱胃肠，为的是磨练自己的意志，辛劳自己的四肢，从伤害自己的五脏，可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这不是人性的普遍规律，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为名利。所以说名和利聚集到一块，那么民众就会顺从它。

　　君主掌握着给民众名和利的大权，而能获得功绩和名声的根本是依靠统治方法。圣明的君主弄清权力的情况而掌权，弄明白统治方略再役使民众。统治方法，是君主治国的关键。所以，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丧失了统治政策却不危险，君主没有统治方法而国家不混乱的情况从严也没有过。现在君主想要开辟土地，统治民众却不明白统治政策，想让大臣各尽职尽责而不确立治国方法，所以国家有不服从的民众，君主有不听命的大臣。因此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在国内让民众来隶属于农业，对外让民众考虑对敌作战。从事农耕，是民众认为痛苦的事，而打仗，是民众认为最危险的事。民众做自己信为痛苦的事，干自己认为危险的事，这是出于一种打算。所以民众活着就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死就会考虑自己身后的名望。对民众所追求的名和利的来源，不能不考察。利益的来源是土地，那么民众就会竭力耕地;名誉来源于对外作战，那么民众就会拼死打仗。对内让民众竭力种地，那么荒地就不会荒芜;对外让民众拼死作战，就能战胜敌国。能战胜敌国而荒地又不荒芜，富强的便可以唾手可得了。

　　现在不是这样。国君更加卖力做的事情都不是国家的当务之急。他们身上有尧舜一样的品德，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却赶不上商汤和周武王。这是因为他们掌握权柄的过错。请让臣说说他们的过错。治理国家假如放弃权力而任用喜欢空谈的人，那么虽然自身品德好可功绩却少。因为使用《诗》、《书》的空谈游说之士，那么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轻视君主;作用那些隐逸之士，那么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且诽谤君主;作用勇士，民众就会争强好胜不重视君主的禁令;手工业者被任用，那么民众就轻浮好动而喜欢迁移;有钱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赢利，那么民众就会依靠他们而议论君主。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选用，那田地就会荒芜而军队的战斗力会削弱。喜欢空谈的人的资本在于巧言善辩，隐士的资本在于他的高洁心志，勇士的资本在于勇气，手工业者的资本在于一双巧手，商人的资本在于他自身。所以，这些人以四海为家，资本随身携带，民众把自己谋生的资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而且到了国外都投靠外国挟带借以安身立命的本事归附私门，就是像尧、舜这样的贤明君主也难以将国家治理好。因此商汤和周武王下令禁止这种情况，就能建立功业。圣明的君主不用世上容易得到的东西胜过他们难以拥有的东西，必须用他们难以具备的东西来超过容易获得的东西。如果人们愚昧，那便可以用智慧战胜他们，世上的人有智慧，就可以用力量战胜他们。由于人们愚昧，那么他们就不会吝惜自己的力气而难以有技巧;世人有技巧，就容易有智慧而不愿出力气。古代神农教会人们耕田而成为天下帝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军队而征服一天下诸侯，这是因为诸侯们屈服于他们的强力。现在世人多机巧而且民众多放荡，正是仿效商汤和周武王的时候，可是君主们却做神农当年做的事，顺从世俗的禁忌，放弃了法治。所以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国也混乱，这是因为他们特别认真去做的事情都错误的结果啊!

　　人的常情：用尺量东西的时候就会取长弃短，用称来称东西的时候就会取重弃轻。衡量个人得失的时候就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英明的君主认真观察这三种情况，那么治理国家的原则就能确立，而民众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了。国家对民众的要求不多，可民众躲避国君约束的办法很多。对内役使民众归属农业，对外让民众专心于作战，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多制定禁令，用来限制民众对农战不利才能的发挥，喜欢利用实力来断决民众的欺诈行为。这两个办法普遍使用，那国内的民众就会一心了，同众一心，就会专心务农;专心务农，那么就会淳朴，民众淳朴，就会安心住在家乡而讨厌外出了。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让民众将资本寄托到土地里，而很少去托身外国危险之地。民众将资本寄托到土地里就会淳朴，托身外国危险之地就会迷惑。民众在国内朴实，在外国迷惑，所以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尽力而作战积极。民众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资本就会增多，作战积极邻国就会危险。民众资本多就不容易带着出逃，邻国危险就不会去投靠。没有资本，投身外国危险之地，就是疯子也不会这么做。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观察风俗，确立法规，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弄清国家的根本在耕战，就能制定适当的国策。不观察当时的风俗，不考察国家的根本，那么国家法令就是制定了民众也会混乱。政务繁忙而功绩少，这就是我所说的过失啊。

　　刑罚是禁止奸邪的工具。赏赐是辅助刑罚的工具。羞耻、侮辱、疲劳、痛苦是人民憎恶的对象。显贵、光荣、安逸、快乐是人民追求的对象。如果国家的刑罚不是可以憎恶的东西，官爵、俸禄不是值得追求的东西，这就是亡国的预兆了。如果该受刑罚的人隐藏漏网，那么百姓就邪僻游荡，不以刑罚为苦，对于君上存着侥幸的心理，而去追求私利。如果显贵、光荣不出于一个门路，那么官吏就要追求势力、巧取名誉。百姓不怕犯法，刑罚就要频繁;官吏不执行法令，刑罚就要错乱。刑罚频繁而又错乱，国家的奸人就会多起来。这样，富人就不能保有他们的财产，穷人就不得从事他们的职业，土地就因而荒废，国家就因而贫穷。土地荒废，人民就要诈骗。国家贫穷，国君就缺少财物进行赏赐。所以圣人治国，受过刑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犯过罪的人在朝廷上没有官做。如果受过刑的人还有地位，官吏就会看不起自己的地位。如果犯过罪的人还穿着锦衣，吃着肉，百姓就会贪图非分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职位，就会以自己有功为可耻。百姓贪图非分的利益，就会夸示自己的奸巧。本来，刑罚是禁止人们作奸的工具。官爵是鼓励人们立功的工具。现在国家设置官爵，而人们认为可耻;制定刑罚，而人们认为可乐。这就是法度和方法上有错误了。因此，国君必须掌握大权，统一政策，而制定方法。设置官吏，授予爵位，要轻重相当。任用群臣，要讨论劳绩，根据功勋。这样，衡量上级下级的秤就会平衡了。衡量上级下级的秤平衡了，臣民就能用尽他们的力量，国君也就能掌握自己的权力了。　

《商君书》定分原文及译文

　　定分

　　作者：商鞅

　　公问于公孙鞅曰：“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

　　公孙鞅曰：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则奏天子。天子则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发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谓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

　　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长印。即后有物故，以券书从事。

　　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为法令为禁室，有铤钥，为禁而以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禁剟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一岁受法令以禁令。

　　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县、诸侯一受宝来之法令，学问并所谓。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

　　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其不几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

　　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也道也。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夫势乱而治之，愈乱;势治而治之，则治。故圣王治治不治乱。

　　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译文

　　秦孝公问公孙鞅说：“今天制定的法令，明天清晨就想让全国的官吏和百姓都明确了解并奉行，一致而没有奸私，应怎么办?”

　　公孙鞅说：制定法令，设置朴实厚重以使百姓知道法令的具体内容的人作官吏，把他作为主管法令的官吏。推荐给天子，天子应允，就命令他们主管法令。都诏令受命上任。各自主管各地的法令，百姓胆敢忘记遵守他主管的法令的名目，就用他所忘记的法令的名目惩罚他。主管法令的官吏，若有变更或死去，立刻就命人学习阅读理解法令的内容，为他指出准则，让他几日内便通晓法令内容，不能合乎法令准则的就用法令惩罚他。若有胆敢刊定法令而增减一个字以上的，就是死罪而不会得到赦免。众官吏和百姓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的具体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必须根据他们的问题明确答复他们。而且要制一个长一尺六寸的符券，符券上写明年、月、日、时间、所问法令的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不告诉，等到他们犯了罪，正是他们所询问的那一条，那就按他们所询问的那条罪状来惩罚主管法令的官吏。在询问时，就要把符券的左片给询问法令的人，主管法令的官吏则小心将右片装入木匣，藏在一个屋子中，用法令长官的印封上，即使以后当事人死了，也依照符券办事。

　　法令复制一份放在天子的殿中，殿中给法令建一个禁室，有锁钥，用封条把它封起来，把法令的副本藏入其中，用禁印封上。有擅自启开禁室的印封，和进入禁室偷看禁室的法令以及删改禁室法令一个字以上的，都是不可赦免的死罪。每年一次，将禁室所藏法令颁发给主管法令的官吏。

　　天子设置三个法官，宫殿中设置一个，御史设置一个，丞相设置一个。诸侯和郡县也为他们各设置一个法官和法吏，全都比照秦都的法官。诸侯郡县一旦接受禁室的法令，就如同学习询问法令的内容。官吏和百姓想知晓法令的，都询问法官，所以天下百姓、官吏没有不知晓法令的人。官吏明知百姓知道法令，所以官吏不敢以非法手段对待百姓，百姓了不敢犯法来触犯法官。对待百姓不遵守法令，人民就可以向法官询问，法官就将法令所规定的罪名告诉他们，百姓就将法官的话警告官吏。官吏知道事情这样，就不敢用非法手段对待人民，人民也不敢犯法。像这样，国内官吏和百姓即使有贤良、善辩和狡猾的人，也不可说一句违法的话，即使有千金之一富，也不能使用一铢违法的钱。于是巧诈贤能的人都改变去作好事，都努力自治，服从国家的法令。人民敦厚就统治，这是由于法令明白易懂而一定要遵从。

　　法令就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是用来防备人民的。为治国而抛弃法令，好比希望不挨饿而抛弃粮食，希望不受冻而抛弃衣服，希望到东方而向西走一样，其相去甚远是很明显的。一只兔子跑了，一百个人乱哄哄蜂拥而上，要逮住他，并不是因为捉到兔子后每个人都能分到兔子的百分之一，而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没有确定。而市场上有好多兔子在卖，盗贼都不敢去偷，这是因为市场上兔子的所有权是明确的。所以，当事物的名分没有确定以前，尧、舜、禹、汤也像奔马似地追逐，而名分确定后，贪婪的盗贼也不敢夺取。如法令不明确，其条目不确定，天下百姓都会评议，其评议因人而异没有定说。人君在上制定法令，百姓在下议论纷纷，这是法令不定，以下代上，这就是所说的名分不定。名分不定尧、舜尚且都会违法，何况普通百姓。这样就使奸恶大兴，人君失掉权威，这是国家灭亡的根本。好比古代圣人著书，流传于后世，必须由教师教授，才能知道其具体内容，如不同教师传授，人人都以自己的想法来评议，到死时也不能知道书文字的它的具体意义。所以，圣人一定给法令设置法官。设置法官做天下人的老师，就是为了定名分。名分确定了，奸诈之人可以变得正直诚实，人民都谨慎忠诚，而且都能自治。所以确定名分是势所必治的办法，不确定名分是势所必乱的办法。势所必治就不会乱;势所必乱就不会治。势所必乱再加治理，就会更乱;势所必治再加治理，才会更治。圣王在势所必治的情况下来治国，不是在势所必乱的情况下来治国。

　　微妙深奥的言论上等才智的人也不易理解，不需要法令作准则而行为都是正确的，在千万人中只有一个。圣人是针对千万人来治理天下，所以只有智者才理解的东西不能用来作为法令，因为百姓不是人人都是智者。只有贤能的人能理解的东西，不能用来作法令，因为百姓不是人人都贤能。所以圣人制定法令一定使它明白易懂，愚人智者都能懂得。为百姓设置法官，设置法吏，作为百姓的老师，使万民不致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圣人掌握政权，天下没有受刑被杀的人，并不是他不用刑，不杀人，而是圣人推行的法令更明白易懂，又给人民法官、法吏，作他们的老师，教他们懂得法令。从而万民都知道应躲避什么、亲近什么。怎样躲开祸患，接近幸福，而且都能自治。明君在人民自治的基础上来从事国家的治理，天下就大治了。